LA FÊTE DU PROGRÈS

2000年代初，政界与夜生活之间的关系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是暧昧不清的。对某些人来说，俱乐部和派对首先意味着滋扰、过度和安全问题。然而，在这些社交场所背后隐藏着一整个专业领域，拥有其企业家、艺术家、团队和经济现实。

我想要改变这种看法。为此，与其不断发表长篇大论，为什么不邀请政治负责人到柜台的另一边来呢？把他们放在吧台后面，让他们参与到派对中，让他们具体地了解我们的职业。

我的抱负更远大：将布鲁塞尔节庆生活的组织者、俱乐部和参与者聚集在同一个活动中。某种形式的我们自己方式的小型“人道报节”（Fête de l’Huma），在这里，政治将在充满节日的气氛中与流行文化相遇。

我向 Elio Di Rupo 提出了这个想法，他立即以热情迎接了它。尽管 Philippe Moureaux 的性格更为严谨，但也表现出同样的热情，并为社会党布鲁塞尔联合会参与这场节庆冒险开了绿灯。由此可见，即使是最严肃的人也可以被带入舞池！

与 Olivia P’tito 一起，她成为了我身边这项冒险的中坚力量之一，我们赋予了这个由我凭空构思的项目生命。

这就是为社会党组织的 La Fête du Progrès 的诞生过程。

当时，我在俱乐部里的活动主要引导我演化在 house、techno、hip-hop 和 R&B 的世界里。对于 La Fête du Progrès，我刻意选择与这些节目编排背道而驰。

爵士乐、法国歌曲、摇滚、流行、世界音乐、铜管乐队、歌舞表演、电子乐、民谣、巴尔干音乐……每一届都是探索新艺术领域的机会，并让不同受众、不同代际和不同感性的人群共存。

从最初几届与 Jean Demannez、Sans Set Quater 或 Crema e Gusto 的合作，到后来接待包括 Emma Peel、La Varda、Sioen、Miele、Monte Video、Les Hurlements d’Léo 甚至 Balkan Beats 在内的节目，La Fête du Progrès 逐渐确立了独特且刻意兼收并蓄的音乐身份。

Le Botanique 拥有多个大厅和室外空间，为这种流派的碰撞提供了理想的游乐场。音乐会、主题晚会、表演、家庭活动和美食村相继上演，而来自布鲁塞尔夜晚不同背景的组织者则占据了这些空间。

随着一届届的举办，La Fête du Progrès 无论是在抱负、节目编排还是部署规模上都在成长。最初的构想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文化与节庆预约，汇集了政治负责人、艺术家、活动策划专业人士和来自各界的公众。

2007年，该活动迈出了新的一步，采用了在 Tour & Taxis 举行的户外音乐节模式，在帐篷下将音乐会、DJ sets、动画和截然不同的音乐世界融合在一起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一演变代表了该项目的自然结果。La Fête du Progrès 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远远超过简单政治晚会的维度。

La Fête du Progrès 的成功显然没有被其他政治团体所忽视。通过让政治负责人进入派对的世界，并吸引那些不一定参加传统政党活动的观众，我们开辟了一条起初很少有人相信的道路。

2006年，我带着某种娱乐的心情发现了在 MR 旗帜下组织的“Les Fêtes de la Liberté”。在沙勒罗瓦、列日和布鲁塞尔举行了三场晚会，其中一场在 Mirano Continental 举行，其宣传方式不免让我联想起一些东西。

首先是名称：Les Fêtes de la Liberté，这是我们 La Fête du Progrès 一个相当透明的变体。但最重要的是视觉效果：一个黑胶唱机，正是这个物品，自最初几届起就被我们选为体现活动视觉身份的对象。

巧合吗？我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。但我必须承认，在我的档案中找到这张传单让我会心一笑。MR 甚至邀请了一些夜生活领域的知名人物，包括 Stéphane Pompougnac、Charles Schillings 和 Craig Walker。

生态主义者也将通过 Vert Pop 探索政治与节庆文化之间的这种相遇。

今天看到这些海报仍让我觉得有趣的是，发现 MR 同样采用了黑胶唱机作为其晚会的象征。这与我为 La Fête du Progrès 开发的图形世界有着一种至少说是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。

生态主义者方面，他们为自己的 Vert Pop 晚会选择了另一种身份，但同样秉持着拉近政治、音乐与派对之间距离的愿望。

至于视觉质量，我将让档案自己说话。毕竟，产生组织派对的想法是一回事。赋予它真正的艺术身份则是另一回事。

归根结底，最让我高兴的与其说是看到其他政治派对的出现，不如说是看到一个最初被热情迎接、但当时无人能衡量其潜力的想法，最终如何启发了其他创意。

2007届之后，社会党希望回归到更小规模的模式，特别是重新回到 Le Botanique。从组织限制的角度来看，我理解这一取向，但我并不认同。

在活动策划中，增长动力至关重要。一个不断扩大的预约会创造期待、身份和集体能量。回归到较小的规模，即使是出于完全正当的理由，也有可能被公众视为退步。

因此我认为，在赋予了 La Fête du Progrès 音乐节的规模之后，要在不削弱我们所建立的事物的情况下回到过去是很困难的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坚持将这段冒险延续到2009年，即 La Fête du Progrès 十周年之际。这个日期对我来说具有象征意义。十届，这也是衡量自最初那个略显大胆的想法以来所走过路程的机会。

但面对回归更低调模式的意愿，我宁愿在这个周年庆典之后结束我的合作，而不是陪伴一个我不再相信的演变。

La Fête du Progrès 从而经历了从2000年到2009年的十届。我对这十年保留了与 Olivia P’tito、社会党团队以及众多愿意追随我的组织者、艺术家和合作伙伴共同构建的卓越人文与艺术冒险的回忆。

从一个略显大胆的想法到一个真正的音乐节，La Fête du Progrès 曾是一个让两个有很多东西需要互相学习的世界进行对话的机会：政治的世界和派对的世界。